不解吗？”

“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吗？思虑事情、策定计划，必须靠这种人。但是他们不能都用一句话就让君王的心意高兴，所以说话一定要托称先王，言语一定要谈到上古，思虑事情，策定计划，夸饰先王的成功，以及谈论他们的失败与缺失，使君王的心高兴或恐惧，来要求达到他们要求的目的，再没有比这种人说话多而且善于浮夸的了。然而要想强国成功，尽忠主上，没有这样又不能建立。今天的卜者，是引导迷惑、教化愚蠢的人。那些愚蠢迷惑的人，怎么能用一句话就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呢？因此说话不厌其多。所以骐骥不和疲弊的驴子同行，凤凰不和燕子麻雀为群，同样地，贤者也不会和不肖的人同列。因此君子居处在卑下隐蔽的地位来避开大众，自己藏匿来躲避人群，精细地察见天理人情和世间万象的道理，来除去种种的祸害，用来表明上天好生的德性，帮助上天养育生类，只希望有更多的绩效，并不求什么尊位和声誉。你们只是嘴巴向上随便发发议论的人，怎么会了解长者的道理呢？”

宋忠和贾谊听得精神恍惚，若有所失，神情茫然而脸上顿无人色。惆怅得说不出话来。于是整理衣服，起身再拜，然后告辞而退。贾谊和宋忠他们走起路来有气无力，出了门只能自己上车，趴在车栏上头不也抬，好像透不过气一样。过了三天，宋忠在殿门外看见到贾谊，就把他拉到旁边私下慨叹地说：“道德高尚就越安稳，权势高大了就越危险，处在显赫的势位上，失去这身体将不会太久了。卜筮的人就是有不精审而说不中的地方，也不见得被人夺去他乞求时的精米，若是替君王谋事而不中的话，就没有立身之地。这相离太远了，就像天冠地壤一般。也就是老子所说：“没有名象的就是万物的本原”啊！天地是那样空阔无边，万物又是那样地熙熙攘攘，有的安稳，有的危险，不知要居处在什么地方。我和你，如何能预先知道它呢！奸卜者居久了就越发安稳，虽然曾（庄）子的境界拿来相比，也没有什么差异啊！”

贾谊初任太中大夫，就开始为汉文帝刘恒出策。在汉文帝元年的时候，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，上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》，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，主张“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制法度、兴礼乐”，以进一步代替秦制。由于当时汉文帝刚刚即位，认为条件还没有成熟，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。

汉文帝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，针对当时“背本趋末”（弃农经商）、“淫侈之风，日日以长”的现象，贾谊上《论积贮疏》，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，主张发展农业生产，加强粮食贮备，预防饥荒。汉文帝刘恒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下令鼓励农业生产。

政治上，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。

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，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。绛侯周勃、灌婴、东阳侯、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，进言诽谤贾谊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。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，不再采纳他的意见。

汉文帝刘恒因为众议所迫，也就改变了本意，在汉文帝四年（前176年），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。长沙地处南方，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。贾谊因贬离京，长途跋涉，途经湘江时，写下《吊屈原赋》凭吊屈原，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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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周勃被捕系狱，贾谊上疏《阶级》，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。

汉文帝时，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，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，因此，“邓氏钱”和吴钱遍布天下。汉文帝五年（前175年），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《谏铸钱疏》，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，于国于民都很不利，建议汉文帝下令禁止。

贾谊在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，有一只鵩鸟（猫头鹰）